- 胡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追求全球海上优势和控制海洋就是美国海上战略的基石,也是美国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前提。然而,自2021年以来,美国日益接受了海上均势和拒止的概念。在全球海上格局逆转、海上力量对比巨变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海上战略无疑正面临从追求优势到接受均势的世纪重构。为此,美国将加大向盟友转嫁责任及成本,制定性价比更高的灵活反应战略,更加倚重水下和无人体系,并试图振兴海洋基础设施及制造业,同时大幅减少对全球海洋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目标是在全球重点海域维系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并拒止主要对手开展重大军事行动。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这种重构都是颠覆性的战略性改变,也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期间纠结与反复在所难免,但长期发展趋势已然确立,美国未来海上战略规划方向难以根本性逆转。长期来看,这种重构有利于维系全球海上战略稳定、缓和大国竞争,但短期来看,反而会加剧热点海域的局势动荡、刺激美国更肆意地破坏国际海洋秩序。
2026年03期 v.43;No.225 27-52+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0K] [下载次数:1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马赟菲;毛维准;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海权博弈进入以供应链竞争为核心的“经略海洋”时代,赢得供应链主导权的国家,能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战略优势、地缘政治韧性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数智技术推动现代港口升级为智慧港口,其作为影响供应链效率与韧性的枢纽节点,引发了美国护持霸权海权与中国建设合作海权之间的矛盾。智慧港口通过提升效率、共享数据、设置标准和建构关系,塑造了国家海上供应链的自主权,进而影响大国海权竞争格局。中国在发展逻辑的驱动下,形成了“基础设施智慧解决方案”的“交钥匙”模式,美国则在安全逻辑的驱动下,以“泛安全化”的“防火墙”模式,应对中国在海权经济维度的挑战,在设备层、数据层和标准层同中国展开激烈博弈。尽管中国在智慧港口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面对美国日趋增强的安全竞争,中国应继续扩大技术优势、推进港口多元化布局、积极制定智慧港口治理规范。与此同时,中国投资海外智慧港口的发展型海权构建模式仍面临传统安全挑战,如军事打击、航道封锁与合作国选边站队等,中国应强化军事实力和外交能力建设,持续保护海外基础设施资产安全。
2026年03期 v.43;No.225 53-79+166-1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2K] [下载次数:13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曾向红;高伟通;
国际秩序是在特定权力结构支撑下,承载着一定价值理念,并经由持续互动而形成的,用以塑造和规范国家间关系与行为的一系列安排,包含价值层、行为层和支撑层。当前国际秩序的变革,不是要“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正本清源”。具体来看,可依托区域层面的秩序创新与变革实践,由点及面、渐进扩散,最终推动全球层面的秩序调整。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上海合作组织在长期实践中实现了秩序构建逻辑的创新,并为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变革探索了新路径。在价值层,以“和而不同”顺应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转化为交流互鉴的动力,并推动价值观念的开放与包容;在行为层,通过“情理兼备”打造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互动模式,在坚持国际法治的基础上,发掘互信、团结等关系性要素的积极作用;在支撑层,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决策权、参与权和分配权由全体成员国平等共享,形成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权力结构。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可进一步汇聚“全球南方”的变革合力,成为引领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示范区”。
2026年03期 v.43;No.225 80-102+167-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5K] [下载次数:13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苏若林;陈玮;
二战后,美国构建起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协同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并成功助力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领先地位。过去80多年,大国竞争和社会共识共同塑造了美国战后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三个典型发展阶段。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新一轮调整表现出深层次与结构性特征。中美战略竞争的紧迫性冲击了美国原有的科技共识。一方面,系统内科研活动的目标和内容被科技安全化逻辑重塑,基础研究让位于任务导向的技术开发;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重构,高校相对中心地位持续下降、高科技企业成为研发活动的主导力量、联邦政府则强势介入科技研发全过程。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顶尖高校的系统性打压,恰恰折射出现阶段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高校和企业关系的深度重构。短期来看,虽然本轮调整可能为美国在特定战略领域赢得阶段性优势,但是长期而言,其不仅会削弱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动力,还将破坏全球科研合作的基本共识、阻碍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难题。
2026年03期 v.43;No.225 103-130+168-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0K] [下载次数:13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杜洞光;罗立晗;
区块链技术的进步和数字加密货币的普及,不仅会对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安全领域产生直接影响,更有可能颠覆全球金融体系。数字加密货币把区块链作为发行和交易的底层技术支撑,由此产生的去中心化、匿名化、透明化、全球化等特征,使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权力流散至私营公司和跨国技术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进而挑战了国家的中心地位,降低了国家对自身经济系统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数字加密货币引发的经济安全风险主要是宏观经济震荡、银行体系失衡和能源基础设施承压;政治安全风险为挑战国家主权、削弱政权合法性与危及公共安全;跨国安全风险则表现为数字无政府状态与跨境传导冲击。数字加密货币也在诸多层面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如非法融资、跨国犯罪与稳定币冲击等。为此,中国需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立足系统和底线思维,通过抑制数字加密货币过度投机和市场失序,强化数字加密货币的主权防御和威胁抵御机制,最终建立多层次、一体化的治理体系。
2026年03期 v.43;No.225 131-154+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3K] [下载次数:2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