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亮;
一直以来，中国积极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大力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效。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国际气候合作经受严峻考验。一方面，全球升温已触发地球气候系统的多个临界点，并将由此引发更大的气候危机；另一方面，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放松管制，美国的碳排放预计大幅增加，必将进一步加剧气候“临界”风险。在双重挑战影响下，“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强化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频繁提出多种治理诉求。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不断增加国际支持力度，切实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以“77国集团和中国”“基础四国”和金砖合作机制为主要平台，努力提升“全球南方”的治理合法性、议程塑造能力和绿色引领力，持续改善全球气候治理状况。未来，中国将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强化“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早期预警、绿色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临界”风险，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5年04期 v.42;No.219 1-26+1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2K] [下载次数：9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黄大慧;孟繁超;
日美同盟历来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基轴，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两次执政对日美同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然而，日美同盟在战略层面具有稳定性，“特朗普冲击”并没有改变日本锚定日美同盟的战略方针。日美同盟历经两国政府多次政权轮替，“一体化”升级持续演进。在对华战略方针方面，两国将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加速双边战略整合；在作战指挥方面，强化同盟实战能力，打造“一体化”作战指挥体系；在军工生产方面，统筹同盟军工产能，确立军工共同生产体制，抗衡中国制造业能力优势；在地区安全方面，诸多“印太”小多边机制建立于“日美同盟+”基础之上，日美同盟由线及面延展，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基轴。日本战略转型为同盟升级提供了内生动力。日本相继突破法理束缚、加速军力建设、强化武官作用，为同盟“一体化”升级创造了条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日本仍将延续既定战略轨道，坚持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路线，持续加强同盟安全合作。同时，为缓和“特朗普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也将进行战术性调整，从而为中日务实合作打开了一定空间。
2025年04期 v.42;No.219 27-5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3K] [下载次数：1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刘中民;
近年来，中东地区不仅存在着和解与冲突并存的复杂现象，也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安全秩序，即美国主导的单边安全秩序和中国倡导的共同安全秩序。两种安全秩序具有本质区别。中东单边安全秩序在安全主体上由美国单边主导、聚焦传统军事安全，并频繁使用武力；在安全手段上不断构建联盟体系、袒护盟友利益、打压异己力量；在安全理念上不断利用和挑拨文明、宗教等认同矛盾，塑造地区冲突。与之相比，中东共同安全秩序在安全主体上坚持域内外国家共同维护中东的综合安全；在安全手段上主张通过合作和对话化解中东地区的对抗和冲突；在安全理念上“倡导包容性和解，反对搞压制性妥协”,积极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解。中东共同安全秩序对于促进中东地区和解、建设地区安全机制、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推进地区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东共同安全秩序的产生有其内生动力，是国际和中东地区体系在权力、制度和观念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产物。推动构建共同安全秩序，也是未来中东地区走出传统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所在。
2025年04期 v.42;No.219 51-75+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8K] [下载次数：6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管传靖;
特朗普再次执政冲击了全球经济稳定，美国利用关税武器进行经济胁迫，以及“泛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破坏性，使全球价值链韧性议题成为争论焦点。实际上，全球价值链作为一个多层次和多节点的复杂网络，具有适应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带来冲击的能力。美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其国内不同层次群体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家层面经济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的权衡，都能够制约激进贸易政策的冲击强度。同时，全球市场结构的去中心化和贸易合作网络的多中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主要节点应对美国关税冲击能力的增强，也能缓冲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带来的震荡。制约机制和缓冲机制构成了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条件，并在2025年特朗普关税冲击的经验现实中得到初步检验。面对美国贸易政策可能长期出现的武器化趋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培育消费市场以增强议价能力，加强价值链合作以提高抗风险能力，积极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从而增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
2025年04期 v.42;No.219 76-101+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4K] [下载次数：1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周逸江;
近年来，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积极参与明显有别于其传统的规避监管倾向。基于对人工智能从业者的访谈发现，科技公司主动拥抱监管，主要受管控技术风险、塑造竞争格局、获取政府订单、降低跨境合规成本等商业利益考量驱动。企业技术权力扩张推动国家与市场边界重构的分析视角，为理解美国科技公司积极参与监管为何更符合其商业利益提供了新解释思路。在国家与市场互动的新边界下，美国科技公司在国家职能中的深度参与赋予它介入监管的正当性，国家对科技公司的依赖增强了它在监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双方利益的融合又为其提供了塑造监管的战略路径，从而显著改善了科技公司对积极参与监管的收益预期。美国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正是其顺应边界重构、在监管领域进行战略适应的具体体现。这一理论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格局，也为探讨技术变革时代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
2025年04期 v.42;No.219 102-12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1K] [下载次数：10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姚乐;
随着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关系的变迁，彼此利益深度互嵌，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由此兴起。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模式，涉及多个不同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跨国合作，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兼顾商业收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构成要素和典型特征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高度契合。作为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具体体现，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在协同合作目标、确认共同利益、达成沟通与妥协以及满足个体利益等方面面临难题，而化解跨国合作难题需要合作参与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制度型相互信任。中欧、日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引导下确立的中介组织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关键行为体，在制度型相互信任机制构建过程中扮演了利益协调者、关系对接者、知识与信息扩散者以及金融资源供给者四类角色。其通过跨国政府间沟通对话机制以及跨国政府—企业间合作平台，帮助合作参与者凝聚合作共识，巩固并拓展社会人际关系联结，并获取专业知识、信息和金融资源，从善意、诚信和能力维度增强了合作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显著提升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效。
2025年04期 v.42;No.219 129-15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4K] [下载次数：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