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评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软法治理与“一带一路”法治化和全球化

    顾宾;

    法治化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和显著标识。以软法思路推动“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对现代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遵循以软法为主体和特色的治理思路。本文在“一带一路”软法治理实践基础上,主张“一带一路”软法体系应由参与主体、业务标准、争端解决三大板块组成。其中“参与主体”涵盖双边、多边、多利益相关方、单边等四个类别,“业务标准”涵盖债务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廉洁丝路等三个领域,“争端解决”指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并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治理体系以软法为主,但并不排斥硬法。为了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的法治化和全球化水平,应深化“一带一路”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兼容互济关系,推动“一带一路”符合高且可行的标准,并就“一带一路”多边机制化作出新的探索。

    2022年04期 v.39;No.198 1-27+1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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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

    金玲;

    在国际权势转移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欧洲一体化和欧盟长期赖以发挥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国际框架面临结构性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欧盟力量模式的脆弱性,欧盟对外战略加速转型。在实现战略自主和维护欧洲主权的战略目标下,欧盟对外战略表现出显著的地缘战略转向,其长期坚持和推动的全球化立场正日益被选择性全球化所取代,价值观被纳入地缘战略框架并完成全域链接,成为欧盟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欧盟对外战略转型将深刻改变中欧关系的基本逻辑,不仅决定中欧关系未来的竞合甚或冲突,还将深刻影响格局重塑和秩序重构的进程和方向。

    2022年04期 v.39;No.198 28-51+16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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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系性权力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兴衰

    邢悦;刘钊;常欣;

    当今时代,霸权政治已不再具有全球合法性,领导成为大国塑造世界和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方式。目前,国际关系领域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领导国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对领导国权威和地位如何持续存在的关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与霸权相对应的、以领导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展开领导国如何维护其领导地位的研究。本文认为,领导国的权力基础是关系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强制性的因果性权力相对应,是指领导国的无形权力资源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并由此而形成的领导—追随关系。关系性权力是确保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决定领导国能否维护关系性权力的关键在于领导国能否通过协商解决其与追随者的分歧。通过对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横向对比和美国自身在冷战前后的纵向对比,论文从正反两面展示了其与盟国面对分歧时的处理方式与互动过程。冷战期间美国依靠协商方式处理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成功地维护了关系性权力,稳固了其在西方国家的领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协商方式有效解决其与欧洲盟友的分歧,损害了美国的关系性权力,美国的领导地位由此出现衰落。为重拾美国领导地位,拜登政府强调重建与欧洲盟国的信任关系,而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也为美国恢复其关系性权力提供了契机。

    2022年04期 v.39;No.198 52-86+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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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冯立冰;连昌惠;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2022年04期 v.39;No.198 87-109+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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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斌;刘颖;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2022年04期 v.39;No.198 110-13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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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

    董柞壮;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2022年04期 v.39;No.198 133-15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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